空旷的书桌前，顺手拿起了桌上的新一期《时代》杂志，想找一些能用于即将撰写的飞虎队探访报道的灵感。

房间里很安静，偶尔能听到窗外汽车驶过的轻微声响。

林安哼着不成调子的歌，漫不经心地翻开杂志。

“《THE DESPERATE URGENCY OF FLIGHT》 OCTOBER 26, 1942”

她的目光停住了。

“河南省北部两万多平方英里的土地陷入饥饿。男男女女吃树皮和草根；肚子鼓鼓的儿童被卖掉换取粮食。数千人已经死亡，数十万人病倒，一千万人面临漫长的冬季饥饿之苦。原因：1）日本人在撤退前毁掉了稻米；2）神灵没有给小麦降下雨水。”

房间里暖气开得足，桌上的银质水壶还冒着热气。但林安忽然觉得有些冷。

“传教士 EP Ashcraft 于 9 月从郑州发来信：“几天前，在传教区，六个孩子被父母绑在一棵树上，这样他们就不会跟着父母去寻找食物。”

“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婴儿和两个大孩子，经过长时间的寻找食物后，疲惫不堪，坐在树下休息。她让两个大孩子到前面的村庄去乞讨一点食物。当他们回来时，母亲已经饿死了，婴儿还在努力吮吸她的奶水。”

“孩子们被卖了，男孩和女孩都有，价格不到十美元。”

“有时饥饿的家庭会把家里所有的食物残渣都收集起来，吃完最后一顿饭后自杀。”

“夜间，传教士们在路上巡逻，捡拾流浪儿童。他们不敢公开捡拾儿童，因为担心会增加在传教区门口遗弃儿童的情况。”

“数以十万计的难民从这片面积达 2 万平方英里的荒芜地区涌入，沿着两条主要路线：陇海铁路和旧京汉铁路。政府每天都在陇海铁路沿线安排一列免费列车，用于安置难民，每 24 小时运载 1500 人。但挤满了人、爬来爬去的人的拥挤车厢只能疏散一部分受灾群众。”

“每天有四五千人沿着铁路线向西行进。”

“如果农民不能在未来两周内得到种子，那么种植冬小麦就为时已晚，明年春天也不会有收成。”

林安知道——这是必然的事情。两个星期，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何况，这么多人饿死，即使种子发到手，一定会有人吃种子。更大的更恐怖的饥荒，正在路上。

“中国政府正从陕西省和安徽省紧急运送 100 万担种子。政府还敦促农民不要吃种子，而要种植，并向他们保证，救灾物资正在紧急运送中。”

“政府已拨款 1000 万美元用于直接救济，并命令粮食部向受威胁地区紧急运送种子粮食。联合中国救济会于 8 月拨款 40 万美元，9 月拨款 120 万美元，10 月迄今拨款 300 万美元。主要救济机构是农民银行，该银行已拨款 4000 万美元用于挖井和灌溉等救济项目。”

“无论重庆做出多么迅速的决定，所有救济措施都受制于中国古老乡村的缓慢性。”

“河南冬季刺骨的寒冷即将来临。霍乱已经传出。”

“根据民间传说，这是人们犯错后降临到人间的。”

林安几乎没有力气再去收拾床上铺陈开的昂贵的衣物。

九百美元可以购买九十个中国儿童的生命。

她缓缓闭了闭眼，深吸一口气。她想起在缅甸丛林里训练时的那些黎明，想起昆明地图室里煤油灯下的长夜，想起第一回跟随新22师翻山越岭，沿着并不存在于地图上的小路，探出一条能用牲畜拖着油桶走的路。

南腔北调的士兵们穿着草鞋，为她背着沉重的无线电台，穿梭在枪林弹雨里。

她那时穿军装、吃罐头、睡地铺，没人关心她披不披斗篷。

——我怎么会忘记——我怎么会忘记我是从哪里来的呢？

她看着那几件刚刚还被当作“国家体面”的斗篷与外套，忽然生出一种难堪的距离感。不是羞耻，也不是懊悔，而是一种说不出的钝痛——像照着一面擦得极亮的镜子，却从里面看到另一个世界在破碎——她知道那镜子是为了展示她的整洁、体面，可那破碎才是真相。

她走回床边，把那件灰蓝短外套重新拿起，搭在手臂上。衣料沉沉的，像压着什么责任。她望着镜子里自己的身影，忽然有点不认识那个人了——不再是那个在战壕里报坐标的林安，也不是地图上每一寸地形她都能标得准确的林安。

是另一个林安，站在纽约、穿着斗篷，掌握着几种语言，能登报纸、能上电台，能写能说也能笑的林安。

可是，她是谁呢？

飞虎队家属的行程表摊在一旁，行程已经确认：波士顿，堪萨斯城，芝加哥。每一个城市，她都要见一些因战争失去儿子、兄弟或爱人的人；每一个停靠点，她都要替祖国“传达感激”，替战亡者“表达荣誉”，还要——带着她被精心塑造出来的样子，作为“中方代表”，作为“盟友象征”。

她本该感到光荣。